3月4日-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长期关注我国生活垃圾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万捷提交了有关加快外卖包装污染治理和修正《固废法》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相关条款的两篇提案。

万捷委员在其关于加快外卖包装污染治理的提案中指出，据估算，2018年当年所消耗掉的外卖包装大约为231万吨。而目前我国外卖包装减量政策缺位，政府主管部门不明确，外卖包装治理的担责主体及其责任内容不清晰，替代方案难以根治外卖包装污染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外卖包装污染治理面临重重挑战。

他建议，以明确各政府主管部门在外卖包装污染治理方面的职责、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挖掘源头减量潜力、鼓励发展循环模式作为外卖包装替代方案等重点工作为切入点，加强外卖包装污染治理。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613549

https://m.jiemian.com/article/5781311.html

在修正《固废法》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相关条款的提案中，万捷委员指出，2020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是在46个先行先试试点城市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基本成功后，总结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了提出更有针对性、更加全面的要求。但由于出台时间晚于《固废法》，《若干意见》的关键措施并未在《固废法》中得到体现。因此，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若干意见》中的关键措施和长效机制，通过修正《固废法》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相关条款，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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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加快外卖包装污染治理

图片来源：搜狐网

• 解读嘉宾：摆脱塑缚项目项目专员卢蔚祯
  

（1）外卖包装减量政策缺位、包装治理担责主题不明确会导致什么问题？

外卖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一种便捷的用餐途径，但随着外卖平台的发展，行业所带来的外卖包装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国虽意识到外卖包装污染亟待解决，但无论是发改委在2020年出台的限塑令，还是商务部出台的《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办法》，都未能从包装减量上解决污染问题。外卖包装减量尚未有主管部门负责，即便是商务部也仅要求商家和外卖平台上报塑料的消耗量，并未要求它们采取任何减量措施。政策的缺位导致商家和外卖平台在包装减量上动力不足，难以推动相关方参与到实质性的外卖包装减量行动当中。

 （2）“外卖不主动提供餐具”政策能影响什么？

解决外卖包装污染问题，有力的政策是关键。万捷委员指出，一次性餐具减量是源头减量的有效方式之一，但落实效果仍要加强。调查发现，部分城市（上海、深圳、北京）出台的垃圾管理条例要求，外卖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相关监管则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此规定出台的一个月后，“无需餐具”订单增长迅猛，此类订单环比6月同期提升了471%。在上述城市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时，餐具成了必选的选项，同时“无需餐具”选项也是推荐性选项，消费者也更倾向于响应政策号召选择“无需餐具”。

（3）一直推广的“可回收、可降解替代方案”真的是一劳永逸嘛？

虽回收和可降解是目前公众最为熟悉的解决方案，但值得一提的是，回收餐盒多为降级回收，难以变回餐盒。而可降解方案，其后端处理方式仍是诟病较多，且本质上仍是一次性包装，以一次性包装替代一次性包装的方式难以达到真正的包装减量。

万捷委员在提案中指出，循环餐具也是解决一次性外卖包装的方法之一。循环餐具模式由于处在初期探索阶段，而前期成本较大，导致投资的企业很少。但有实践案例证明，此模式在校园区一类的封闭管理环境下有操作可行性，也可以获得一定利润，在卫生条件达标的情况下，循环餐盒也可以作为源头减量方案替代一次性外卖包装。 

（4）公众能做什么？

公众在外卖包装污染问题上可以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执法部门的监管能力有限，公众是最直接接触外卖的人，当遇到自己选择了“无需餐具”而商家仍提供了餐具的情况，应向平台或者政府部门举报此现象。在不影响用餐的情况下，也应自备餐具，减少不必要的一次性包装浪费。

有关修正《固废法》关于生活垃圾

• 解读嘉宾：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

（1）为什么要将长效机制纳入《固废法》？ 

2017年以来，我国在46个重点城市率先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但对于全国而言，垃圾分类工作刚刚起步。当前许多城市的垃圾分类组织领导不到位，工作部门间的组织配合不够；管理较为粗放，没有建立起小区层面的实效评估体系；难以动员居民主动分类，过于依赖二次分拣；对厨余垃圾分类纯度要求不到位，导致无法资源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万捷委员提出的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长效机制只有得到法律的保障，才有可能顺利落实。

（2）如何解决“混装混运”问题？

“混装混运”的发生由来已久，有其历史原因：以北京市为例，早在2009年，很多小区就设置了分类垃圾桶，居委会还调动了志愿者进行桶边指导。但很快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志愿者人数有限，但小区里的垃圾投放点太多，每位志愿者往往要负责多组桶；而居民扔垃圾来去匆匆，有人甚至故意避开志愿者，沟通难度极大。如此一来，只有少数人分类，大部分人扔的垃圾还是混合的；清运单位看到厨余垃圾桶中的垃圾跟混合垃圾没什么差别，只能一起运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很多小区后来采取的办法是，雇佣专人进行“二次分拣”，但终究没有居民主动分类效果好，而且还增加了财政负担。

而万捷委员在提案中建议入法的多种长效机制相互配合，可以彻底解决“混装混运”：

• 定时定点的收集模式。这可以减少桶边值守所需人力，而且居民不得不与保洁员、志愿者面对面，劝导效果显著提升。

• 党建引领的协同工作机制。我国的社区情况多样，哪个主体有权改变垃圾收集模式，谁适合动员居民，谁负责分类系统形成后的日常维护，会因社区而异；只有社区党组织牵头，才能保障在任何情况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第三方垃圾分类公司都能彼此配合工作，实现居民端分类。

• “不分类、不收运”的逐级倒逼制度。目前，上海、北京等城市都已经规定，社区如果厨余分类不纯，收运单位可以拒收；而厨余车中如果混杂其他垃圾，厨余处理设施也可以拒收，保证了从社区到末端设施的全程分类。

（3）“计量收费”会增加老百姓的垃圾费负担吗？

首先想问各位读者：您是否知道自己每个月该交多少垃圾费？又是否在生活中交过垃圾费？您对此的印象恐怕不像对水电费那么直接。北京市居民垃圾费每户每月3元，怪不得没印象，那么“计量收费”之后，岂不是肯定会提高？

并没有那么简单。经折算，居民所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约为75.8元/吨，而北京市按“收集-转运-焚烧”路线处理生活垃圾的社会全成本高达3000元/吨左右。那么剩下的垃圾处理成本是怎么支付的？一部分由小区物业每年向环卫清运单位定额缴纳一笔垃圾清运费，这实际来自物业费；另有相当大的部分由财政负担，相当于由每个纳税人承担。而已经做好分类的个人和小区，不应当承担相同的成本。

万捷委员在提案中倡导的“分类计价、计量收费，提高混合垃圾收费标准”的制度，将可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假设先采取厨余免费、混合垃圾计量收费的制度，由于我国居民家庭垃圾有60%左右是厨余垃圾，而纸和塑料分别约占10%，本来就具有回收价值，相当于做好分类的家庭或小区有80%的垃圾是无需收费的，而不做垃圾分类的家庭或小区所要缴纳的垃圾费将达到前者的5倍以上。如此，不但小区、居民有了做好垃圾分类和减量的动力。而随着垃圾总量的减少，分类的厨余、可回收物得以循环利用产生价值，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也会随之下降；财政负担随之减轻，每个纳税人也无需再承担本不该由自己承担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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