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月4日），是自然之友创始会长梁从诫先生生日。27年前，花甲之年的梁先生投身环保事业，他以国家的扫地人自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保护藏羚羊、保护滇金丝猴、保卫自由奔腾的怒江、去内蒙古恩格贝植树、用废纸印名片、出门自带筷子和水杯……梁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中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地践行环保的理念，也坚持不懈地在人们心中播撒绿色的种子。而今，这些种子在更多地域、更多人心里生根发芽，成长为真正的自然之友，并始终循着梁先生的足迹，为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努力。
80年代，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梁晓燕老师与梁从诫先生在走向未来丛书的事业当中结识，当时，梁先生是作者，梁晓燕是梁先生的编辑。后来，梁先生创办《知识分子》杂志，他是主编，梁晓燕是编辑，在这些过程中，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今天，通过梁晓燕老师的讲述，让我们一起重温梁先生以及自然之友创办的背后故事。
我们成立一个NGO吧
自然之友四位创始人合影
很早之前，我和梁先生谈起，想创立一个所有有意愿的公民走到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家园、关心我们所热爱的社会的一个组织。
回到自然之友成立的90年代初，当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在慢慢地变化，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改造它、建设它、壮大它。1992年年末，我们觉得不能就这样沉默，对身边的事情心有余而无处着手，可是说起来容易，真正开始则要找到一个抓手、一个途径。
这个时候，梁先生跟我说，我们成立一个NGO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而梁先生是如何知道的呢？梁先生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重要编辑，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出版谈判中，梁先生是主要的翻译，他跟着大百科全书出版的代表团去了两次美国，在美国大概待了两三个月。80年代，中国出国的人很少，梁先生告诉我，他在美国受到最大的触动不是那些发达的生活、各种车水马龙，而是美国许多公民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从那个时候，他心里就存下一个念头，什么时候在中国也可以做一个NGO？
听到这个话题，我也很兴奋，但是什么是NGO呢？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如今，公益组织已非常普遍，可回到1994年，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才刚刚起步，社会变革几乎没有起步，也几乎没有社会组织，而且中国人当时基本上是被单位所划分、被单位所管理、被单位所使用的，人的社会身份基本没有出现。
当时，梁先生跟我说，“小燕你找几个年轻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筹划筹划，看看我们可以从哪里起步。”后来就找到杨东平和王力雄老师。杨东平现在是中国教育变革的先锋旗手，也是自然之友很长一段时间的理事长，王力雄是个作家、探险家，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传奇人生的知识分子。我们四个人在梁先生家有过多次聚会，探讨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公民组织一定要有他真正关切的事情、一定要有他想做的事情，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想做大自然的朋友
1999年梁从诫向公众演讲，介绍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
1992年至1993年，中国环境问题严峻性尚未凸显，但也面临着沙漠化、森林砍伐、河流破坏，还有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而在此前，我和梁先生已开始接触环境保护的理念和事务等，后来在交流中，大家的思想就慢慢聚焦到这个方面。
此前，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国内并没有公民组织这样的概念。1993年两会以后，我们开始进入建立组织的实质性过程中，当时我们都知道，去正式成立组织，去注册难于上青天。但我们转念一想，真要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干事儿吗？于是，我们决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做起来，一边做一边努力去争取各种各样的人的支持，一边努力去争取合法身份。
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自然之友”这个名字是梁先生提出来的，他一提出来，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非常好，就它了”。我们四个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想到这个名字，因为我们真心实意地想做大自然的朋友，真心实意地想和大自然在一起、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丰饶和美好，这个名字简直就像从我们的心里边自然地奔涌出来。
那么“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其实，我们四个创始人，在自然之友筹备时，就已提出这句话。在召开自然之友的第二次恳谈会的时，需要制作一个宣传板，我们想什么样的内容最能表达我们要成为自然之友、以自然之友为荣的心情呢？这句话恰好说出了我们内心特别有共识的部分，于是，梁先生就用粗的写字笔在宣传板上写下这句话。
所有自然之友早期成员都觉得爱护自然、爱护环境要从自己开始。直到现在，27年过去，这句话已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已经慢慢渗透进自然之友整个大家庭，渗透进这个大家庭的机体里。
第一批志愿者是谁？
自然之友在玲珑塔下召开第一次会议
自然之友的第一批志愿者来自哪里？在那个年代，想做单位以外的社会性工作，非常困难。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想开一个成立会，宣布自然之友成立。我们上哪去开会呢？20多年前的北京几乎没有公共性会场，所有的会场、各种各样的会议室都属于各个单位。我们要去做任何事情，人家第一句话就会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呀”，可我们没法回答，我们是自然之友，因为自然之友不是单位，也没有介绍信。
1993年6月5号，确定为开会的时间，但到了六月初，开会的地点仍没有决定，本想借某个学校的会议室，可是都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障碍。6月1号，我们又在讨论，该怎么办？此时，王力雄称，我们不是自然之友吗？我们非要在屋里开会吗？难道不能在大自然里开会吗？这个想法一下就敲醒了我们。
当时选择的地点是现在北京西三环旁边的玲珑园，二十七八年前，那边是一片的农田，有一座破旧的明代古塔。王力雄家住附近，他说那个古塔有一种萧瑟的历史感，他每次走到塔下面，会觉得似乎在和古人对话，因此，他建议会议地点定在那儿。
后来我们就开始通知第一批志愿者，第一批志愿者是谁呢？其实跟大家一样，所有的事情都从自己身边开始，我们四个人就分别去联系我们的朋友。
6月5号下午两点，来了42个人我们在玲珑古塔下的草地上，梁先生开场，讲我们的想法，接着，我们四位分别地谈及筹备过程当中所想到的问题。那天，大概有十几个人发言，大家都非常兴奋，认为找到了一个好的方式，来履行作为公民的义务，来参与这个社会的建设，来把我们内心美好的向往通过自己的手去实现。在那个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事，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一种内心的热望和气概浮现出来。
不能只是来说话，必须要做事
会开完以后，我们开始工作，可成立之初，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办公室、没有工作人员。
当时，梁先生已经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退休，仅他一人担任全职，我和杨东平在学校当教师，王力雄有他自己的写作等一些工作。最初，我们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们几位来做，后来逐渐有志愿者加入，自然之友有广泛志愿者参与的传统即从那时开始。
我们没有办公室，就在梁先生或王力雄家开会。我们没有钱，就靠我们自己掏，自然之友收到的第一笔的捐款，来自梁先生的儿子，共2000块钱，而在之前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基本上都靠我们自己。1995年的下半年，自然之友才开始获得外部的捐助，包括项目款、基金会和其他组织的捐助款。
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做了很多的事情。1993年到1995年，我们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跟进环境事件，去发声、去倡导，去通过媒体做进一步的推动和监督。二是做观鸟、植树、清理环境这些事情，通过这些活动，慢慢聚拢有共同心愿的朋友。
后来，就是环境教育。说起环境教育，自然之友可以说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中国环境教育开拓者，对此，我非常有信心。1993年10月，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环境教育的教师培训。不同于传统教师的上课方式，环境教育是一种活动的、参与式的、动手的、互动的方式。自然之友的志愿者当中，教师占很大部分，这次培训让很多参与的教师都觉得耳目一新。
20世纪90年代，自然之友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三项。90年代到2003年，这10年是自然之友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以后，我们逐渐发现自然之友不应只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而应该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和对环境事物的改变更加深入和有效。所以，从2004年到2014年这十年，自然之友就开始进入专业团队和核心业务的发展阶段。从2014年到现在六七年又是我们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专业团队和核心业务不断发展，同时和外围广大志愿者的参与形成有机的结合。
自然之友20周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由自然之友志愿者创办的环境保护机构差不多已经有60多家，到现在可能会更多。自然之友真正的价值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自然之友的专业团队，我们有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手法来达到一些成果，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大量的参与性工作，让我们同事、志愿者成为积极行动的的绿色公民，成为有领导力的绿色公民，也成为整个环境保护大军中的有战斗力的角色。
自然之友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在这一方面开始慢慢地收获成果，这样一种态势逐渐显现出来，虽然在第二个阶段时，梁先生离开了，但我想如果梁先生，看到自然之友今天呈现出来的面貌，看到自然之友在中国民间环境保护事业当中发挥的作用，我想他一定会高兴、会心安、会欣慰地笑。
如何面对环境保护途中的无力感？
梁晓燕：其实要让我们走到一起，重要的就是要克服个人的无力感，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问题、恶劣的现状，我们往往都会感觉到无力，接下去就是一种无奈，再下去就是放弃，但是我们又知道，如果谁都不去做，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往好的方向去走，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心愿的人要互相看到，要互相伸手。
2003年左右，有一次我去自然之友办公室，梁先生跟我说，“晓燕今天有时间吗？陪我一起吃晚饭怎么样。”我当然说好啊，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小饭馆里面开始聊天。当时，自然之友已经十年，做成了不少事儿，可梁先生跟我说话时，声音非常低沉，他说，“我最近特别特别的疲惫，特别特别有压力，而且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辛苦，而是我一直在想，我们自以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有用吗？中国的环境在变好吗？还是在越变越坏呢？如果真的在越变越坏，那我们怎么能够说服自己，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有用的，是应该的。”
其实大家都有深深的无力感，梁先生和我和我们所有人当然也有。到今天来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坚持和这么多年孜孜以求的努力，最终是可以看到它的价值和作用，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看不见，而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靠什么来说服自己，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我和梁先生都是学历史出身的，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来看待我们做的事情，很多事情要时间来说明的，如果没有前人做的那些哪怕不起眼的东西，我们今天一切都还得从头再来。
当时我记得我跟梁先生就这个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梁先生的眼睛是泛红的，我说着说着都掉了眼泪，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真实的、沉重的问题。同时又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先行者，先行者是孤独的，先行者往往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先行者心里边装的东西一定要坚实，心里边对自己所为之事的自信是支撑你走下去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自然之友的月捐发展如何？
梁晓燕：自然之友在最近四年左右开始发展月捐，大家都知道公益组织经费很紧张，资金有着非常多的约束。而我现在很高兴地说，自然之友经过这几年发展月捐伙伴，资金的平衡性、自主性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参与月捐的伙伴是我们最可靠的、跟我们在一起行走的伙伴，大家基于对自然之友的信任、基于对自然之友所做过事情的认可加入月捐，月捐的钱可能都不太多，有钱的多出点，钱少的少出点，哪怕一块两块。但是当你为这个组织拿出你自己的东西时，你会真正地关心他、牵挂他，甚至看到问题时，你会觉得有资格批评他。
月捐的发展也让自然之友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加良性的环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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