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方老师

杨东平

自然之友四位发起人之一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名誉理事长

惊悉89岁的方老师走了，去见梁从诫先生了。

方老师与自然之友有一种超越时空阻隔的天然联系。她的形象是相当固定的，一头花白的短发，一副老当益壮、生气勃勃的形象。

从自然之友创办之初，方老师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最早的义工。那时的自然之友并无专职人员，她的早期角色，她自称是梁先生的秘书。举凡起草文函、接待来访、与外界联系，事无巨细，均经由她手。她的家成为议事讨论的免费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有时是在室外，在公园里。显然，她不止是梁先生的贤内助，也是自然之友的“催生婆”。

后来自然之友有了固定的办公室，有了专职工作人员，她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多数时间并不在办公室，我看到的时刻，她似乎成为了自然之友的图书管理员。她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图书分类、标签的工作。每到办公室，几乎都看到她孜孜不倦地为图书书脊贴上不同颜色的标签，以利使用。

后来“基本建设”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了，她开始积极地参与NGO的各种会议。就我的了解而言，她对教育改革尤为关注，吩咐我通知她这些教育改革的会议和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她不仅聚精会神地认真听会，而且总是在自由发言的阶段站立发言，对学校教育的现状发表意见，言辞激烈地批判教育弊端，体现了一个老教育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战士情怀。

她还参与了自然之友的许多活动，热心地维系会员关系，关心办公室同事的日常生活，热情参与合唱团的活动，与周大妈等老会员，以及司机张师傅等手足情深。梁先生曾说自然之友应当是志愿者的“精神家园”，那么方老师就是最好的说明。

再后来，梁先生患病了，方老师不知疲倦的身影逐渐消失，回到家庭之中，承担起治病疗愈的重任。就在梁先生去世后不久，方老师也不可思议地罹患了老年病。她的最后几年，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只能在家中会见自然之友的小伙伴。这是一个令人哀伤的过程，生命如同凋零的秋花，重又回归了泥土大地。

其实，我们对她的了解甚少，她也鲜少谈论自己。她应当是30年代人，好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经历了50年代和80年代的形塑，成为景山学校令人爱戴的英语教师（经济学家钱颖一是她的学生之一）；最后，成为自然之友永远的方老师。她是那样的朴实平易，自然而然，她热爱自然，喜欢孩子，喜欢阅读。在我们的记忆中，她依然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充满了学习欲；仍然热情主动，不见不散，帮助老年人和年轻人。

敬爱的方老师，我们仍然在一起！

方老师，你是我内心敬重的长辈和朋友

梁晓燕

自然之友四位发起人之一

资深教育公益人士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

2012年方晶老师在纪录片《梁从诫》首映会

那天，自然之友的老朋友发来信息说，方老师离开我们了。

这个不算太意外的信息，在我心里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我静静地回想着，那些和方老师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就像在显影药水下的底片，从朦朦胧胧中渐渐清晰……

大约是1986年的某一天，作为《走向未来》杂志的编辑，我去梁先生家约稿拜访，很自然地，见到了方老师。那天与他们两位的畅谈，留下了特别美好的记忆——因为一见如故，聊至深夜还未尽兴，索性在她家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享用了方老师准备的普通西式早餐（烤面包片、抹黄油果酱、泡红茶包加奶），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西餐食物，特别的味蕾感受，太有冲击了。说来有趣，我三十多年的早餐习惯就在这一天被方老师不经意的举动改变了，简易的西式早餐此后竟成了我的日常，一直延续至今。

方老师，是几乎所有认识方晶的人对她的称呼，作为景山学校的资深英语老师，她的学生散布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职业圈内。在我的记忆中，很多次看到年龄不一的学生去她家中看望（有的已经毕业了几十年）；也有很多次在不同社交活动中，与人说起自然之友、说起梁先生，会听到那人说，哦，我知道这些，我是方老师的学生，语气里透着一点自豪。作为老师的方晶，不仅仅是对她自己的学生倾尽心力，她还深切关注着教育的政策、教育的变化、有关教育的各类新闻事件，几乎在我们见面的每一次谈话中，她都会情不自禁地谈起这些话题，对教育大环境和在其中深受困扰的孩子们表达深深的关切。有一次，方老师专门约我交谈，关于我当时正在甘肃农村学校进行的教育公益项目。她细细地问，静静地听，随后她说，我很想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你帮我找到一些机会好吗？她听说我们正在为公益项目筹款，马上说，我愿意捐一点钱，相信你们可以用好它。后来，她还介绍了她的朋友来找我，为我们的公益项目捐款。多年前的一次聊天中，她告诉我她正在为北欧的一个慈善组织做志愿工作，用她的英语能力进行沟通联络，帮助他们在中国收养患病、残疾的孤儿。这事工作量不小，难度也不小，但她做得非常投入。她感慨地对我说，那些孤儿们太可怜了，我们或许帮不了他们很多，如果能够找一个有慈爱之心，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收养，他们的生命和未来都会大不一样。为这些孩子们，难事儿也得去做呵！

从自然之友筹办开始，方老师就是最积极、“全天候”的志愿者。尤其在创办之初，我们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切都要自己动手。那些纷繁杂乱、琐琐碎碎的工作场景中，什么时候也少不了方老师的身影。几年后，随着组织的发展，有了专职的工作人员，方老师就把她的精力投入到自然之友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目中。在沙滩办公室、骑河楼办公室等地，经常能看到方老师在伏案书写，一篇篇报道的剪报、一张张照片的说明、一份份文稿的整理抄写，一本本资料的收纳集藏，那时还没有电脑，这一切工作，得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呵。曾经有好几位把自然之友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记者、影视工作者对我说过，自然之友的早期资料收藏的真好呵，很多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你们这里整整齐齐地都有。方老师娟秀的笔迹，在几篇资料上留下密密麻麻的记录和说明，本身就成为资料价值的重要部分。今天的后人，能够在了解自然之友的历史时得到丰富的内容，不能不感谢方老师和诸多前辈们的倾力付出。

方老师静静地走了。但她作为慈爱的长辈、尊敬的朋友的形象，在我心里永存。

痛悼方晶老师

沈孝辉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

高级工程师

2014年方晶老师在梁先生墓地

记得初遇方晶老师是在1995年的夏天，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礼堂的门口，当时我应邀参加《自然之友》的一次报告会，方老师负责接待。当我报上姓名身份，方老师便立即把我引见给在礼堂里和几位环保志愿者谈话的梁从诫先生。

我们交谈甚欢。梁先生和方老师给我的初次印象是睿智、风趣、和蔼可亲。在他们身上，在言谈话语和举手投足之间，似有一种自幼养成的人格魅力和高贵气质，自然而然便形成了一切公共场合令人信服的凝聚中心。自此，我便经常参加自然之友举办的活动，与梁先生和方老师也越来走得越近。从自然之友最初租用的沙滩红楼到65中学的办公室，前后有十余年光景，经常可以看见方老师的身影。平时，她像是一个资料管理员，独自安安静静地收集有关生态与环境的剪报，分门别类地装在一个个文件夹中。这时的方老师像个大家闺秀，说话慢声细语，文质彬彬，显得那么娴淑、稳重而安祥；然而，一旦她参加有关环保的讨论会，特别是和极端的经济主义分子激辩的时候，便一反退休的小老太太柔弱的形象，出乎意料的声音铿锵宏亮，语调坚定有力，观点鲜明犀利，俨然是一名冲锋在前的环保斗士，令人刮目相看！这使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为自己活着的时候是十分渺小，微不足道的；一旦献身于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时 ，却能够迸发出多么大的能量啊！

梁先生去世后，我多次约自然之友的同仁去探望方老师。起初她还很健谈，不久也患上了和梁先生一样的帕金森综合症。在方老师头脑尚且清醒时，一次我到她家里，发现她正在清理梁先生的遗物，主要是图书杂志，一摞摞地堆滿了屋地。方老师要物尽其用，把梁先生珍藏的图书刊物赠送给他的喜爱读书的生前好友。方老师问我需要什么？翻看着遍地的藏书，我知道自己喜欢的很多，但不敢过分贪婪，只选择了梁先生积攒多年的一种杂志，小心翼翼地问方老师可否赠送给我？方老师一口应允，半个月之后，两大包全套杂志寄到我家，遂成为我的藏书中最值得纪念的珍品！

梁先生、方老师先后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学养、品质和风骨却在我们的心中永存。他们永远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楷模，永远激励着我们在环保的路上不畏艰辛，风雨无阻，“真心实意，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