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苑城 / 编辑：宋明蔚 / 供图：野性中国、自然之友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

—珍·古道尔

两年前的春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绿孔雀。一开始，人们就要面对抉择：选10亿投资的大坝，还是绿孔雀最后一块完整栖息地。一身金翠，姿态翩然，绿孔雀是中国唯一的一种原生孔雀，野外种群数量已不足500只。

一场公益诉讼，将矛盾推向高潮，也让一群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聚到了一起。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律师、学者、摄影师、漂流运动员等，也有同一个身份——绿孔雀的守护者。

这可能是一个略带天真的身份，希冀在经济利益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去回溯那片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这也是一个足够顽强的身份，两年很久吗？他们还有好多个十年、百年要面对。

2017年的最后几天，国内多位漂流界的传奇人物云集于云南红河，他们打算在红河上游的石羊江进行漂流。这次漂流的目的不是探险。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律师、植物学者、公益机构的摄影师，他们大多漂流经验甚少。他们陆续登上漂流艇，艇的名字叫绿孔雀号。

寻踪

艇上画着一只孔雀，浑身翠绿，拖着长长的尾羽，昂首站立。绿孔雀在全国已不足500只，数量比大熊猫、金丝猴还少。这片名不见经传的河谷，是中国最后一片完整的热带季雨林，也是绿孔雀生存的最后希望。

对于顾伯健来说，这里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2013年，还是学生的顾伯健来到云南，攻读植物学硕士。这里是植物的王国，来这里做论文，他脑海中浮现的是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高黎贡山的常绿阔叶林……“我是冲着白马雪山、三江并流，这是多么好的地方。”顾伯健满怀期待地来了，但他的目的地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绿汁江。

“这是哪里？”当导师第一次说出这个地名时，一向自诩地理不错的顾伯健问道。

“我是很多年前去的，大概就在红河流域。”导师也有些记不清了。

红河，顾伯健还是知道的。打开地图，红河发源于大理巍山，一路名为礼社江、石羊江，经楚雄州双柏县流入玉溪市新平县，和支流绿汁江交汇，汇流后称戛洒江。江水一路向东南奔流，进入元江江段，之后流入越南。

将屏幕上的地图放大，再放大，他终于看清绿汁江的轮廓。它像是一个歪倒的“几”字，蜿蜒奔向石羊江，最终汇入戛洒江。仅仅从地图来看，他还不明白，身为国际权威植物学专家的导师，为何对此地青睐有加。

几个月后，他和朋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皮卡，一路从西双版纳来到双柏。进入绿汁江流域，海拔越来越低，植被也越来越漂亮。墨绿的树冠一团接着一簇，密密实实，占满了两岸山坡。热带的感觉扑面而来，顾伯健“一下就被震撼了”。然而，这片不为人知的河谷，远远比想象中更为丰富。

做调查时，顾伯健一直有个习惯，喜欢问问老乡当地有哪些动物。闲谈中，有人告诉他这里有孔雀。顾伯健也是一个观鸟爱好者，早就听说云南有野生绿孔雀。但除了摄影师奚志农2000年曾拍到过，十几年间，再也找不到绿孔雀的清晰影像。他回忆道:“之前在我们观鸟爱好者的圈子中，提到中国的野生绿孔雀，就是一种很悲观的论调，觉得这个物种在中国可能快灭绝了。”村民说每年3月都会听到孔雀的叫声，这让顾伯健兴奋不已。

绿孔雀警惕性非常高，轻易不会出现在人面前。顾伯健很喜欢一首词，是唐代欧阳炯的《南乡子》。“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老乡向他提起60年代以前的事，那时候人和孔雀还很融洽，村民在地里干活，孔雀就在田间开屏炫耀。

第二天，村民找出一枚孔雀的覆羽。这片羽毛纹路清晰，金色的眼斑嵌在正中，虹膜是耀眼的翠绿，瞳孔处蓝得幽深。将它拿在手里，对着阳光端详，每每变换角度，羽毛的色彩也会相应变化。仅凭一片羽毛，就可以想象绿孔雀的华丽。

绿汁江归来，顾伯健立即着手查找文献。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野生绿孔雀的学术论文并不多，中文9篇，英文仅1篇。其中，1995年发表的《绿孔雀在中国的分布现状调查》，他印象最为深刻。通过1991年到1993年的调查，专家估计在中国约有800~1100只野生绿孔雀。顾伯健听到绿孔雀消息的地方，在过去是绿孔雀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60年代以后，绿孔雀栖息地生境遭破坏、滥捕滥猎以及遭遇毒杀，绿孔雀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1年3月，楚雄市有村民捡到过10余只被毒死的绿孔雀。在论文的结尾，专家建议在云南四处地区建立专类自然保护区，其中就包括石羊江、绿汁江流域。

二十余年过去，绿孔雀的濒危状况并没有缓解。“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就是村民告诉我，这里将来会建水电站。”顾伯健得知，一旦水电站建成，他调查的这片热带季雨林植被将被淹没，绿孔雀将无处可栖。

顾伯健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追踪绿孔雀。从2013年开始，他一边进行热带季雨林的植被考察，一边在红河上游寻访绿孔雀。之后，他还在石羊江找到绿孔雀的踪迹。除了绿孔雀，那片河谷也分布着成片的季雨林。里面有云南最古老的一种植被，苏铁，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电站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成为了他的心病。2015年硕士论文答辩时，他还听闻水电站不让建了。他也曾找过专家、研究所等，但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

2016年4月，顾伯健搜到一条新闻：“戛洒江水电站导流洞工程于3月29日开工，其正常蓄水水位675米，坝高175.5米，计划2017年11月大江截流，2020年8月首台机组发电。”

发声

爆破声不时传来，坐在车里都能感受到大地的震动。

半座山被炸掉了，原本植被葱郁的山坡只剩裸露的沙石。路旁的行道树都已被砍，光秃秃的树干倒在一旁。到处都是泥，到处都是尘土飞扬。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来到施工现场，顾伯健的心情还是挡不住地沉重。2017年3月12日，天下着小雨，还未到戛洒江水电站的坝址，路上已经开始堵车。受水电站施工影响，白天只有两个时段可以通行，分别是11:00~12:00和14:00~14:30。“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实在是忍不了，想求助一些个人或者组织，至少让大家知道这么个事情！”

当天夜里11点多，他在朋友圈记下了所见所闻，并写道：“三年来，眼见这熟悉的土地已经开始一点点面目全非，深知这电站蓄水后极大的恶果，只要还有点良知的人，怎能保持沉默？！”不到半个小时，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全文转发了他的朋友圈。

只要你关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就一定知道奚志农。通过他的镜头，滇金丝猴、藏羚羊等得以受到社会关注。创办公益机构“野性中国”后，奚志农继续用影像保护自然。

2000年，奚志农曾在大理巍山拍到过一群野生绿孔雀。2017年2月，他回到当年拍摄绿孔雀的地方。孔雀飞翔的河滩没有了，“看上去已经变成一个水库”。重回故地，奚志农听说有位年轻人一直关心绿孔雀，就这样结识了顾伯健。

看到了顾伯健的朋友圈，奚志农很快安排同事婉蓉跟进。3月15日，“野性中国”发布了《是谁在“杀死”绿孔雀？中国最后一片绿孔雀完整栖息地即将消失》。文章不长，3000多字，仅在微博就获得了340万阅读量。

多年以来，神秘莫测的绿孔雀终于重回公众视野，可惜，它归来的姿态竟如此悲伤。“野性中国”这篇3000余字的文章，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石子，“噗”地一声，涟漪一圈圈漾开。

更多人开始关注到绿孔雀这个珍贵的动物。“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在汉代乐府诗中，孔雀是忠贞爱情的化身。它外形华美，自古以来为文人墨客青睐。曹魏名士钟会曾作《孔雀赋》，他写道：“五色点注，华羽参差。鳞交绮错，文藻陆离。丹口金辅，玄目素规。”像鳞片一般交错的五色华羽，金色的面颊，均是绿孔雀的特征。细读古代典籍，不难发现，古人眼中的孔雀，其实就是绿孔雀。

从唐朝的铜镜到宋代的瓷器，及至明清官员的服饰，均有绿孔雀的形象。然而，翻开90年代的人教版小学课本，《骄傲的孔雀》一文的配图竟为印度蓝孔雀。蓝孔雀扇状的羽冠，靛蓝的脖颈，也出现在西双版纳街边的雕塑、普洱茶的包装，成了孔雀之乡的标志。而真正原生于中国的绿孔雀，反而被挤到文化的边缘。

真正的中国绿孔雀在哪里？2013年，绿孔雀被IUCN列为全球性濒危（EN）物种等级。同样在2013年，鸟类专家杨晓君开展了绿孔雀现状调查和人工繁育研究。为了寻找纯种的绿孔雀，科研团队几乎把全国饲养绿孔雀的动物园联系了一遍，可惜能找到的只有杂交的绿孔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绿孔雀种群数量估计不足500只。

此刻，这几百只绿孔雀正面临着水电站的威胁。

据中国水电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发布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戛洒江一级电站正常蓄水位675米，恐龙河保护区最低海拔为680米”，因而报告书认为“水电站建设对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无直接影响”。但是，石羊江、绿汁江虽未被划入保护区，顾伯健却已经调查到绿孔雀的踪迹，这里河谷海拔远低于675米。

河滩是绿孔雀觅食、饮水、沙浴的重要场所，这里空间开阔，也是雄孔雀开屏求偶的舞台。一旦水电站蓄水，绿孔雀的栖息地将被淹没，已属濒危的绿孔雀再遭打击。此时，距大江截流只剩8个月。

集结

野性中国文章发布当天，奚志农就已动身前往红河流域，同行的还有同事婉蓉、摄影师张炜。去戛洒江水电站前，在红河上游一处河谷，顾伯健第一次听到了绿孔雀的叫声，捡到了绿孔雀的尾羽、看到了绿孔雀的脚印。

奚志农此行的目的地就是那里，而戛洒江水电站是必经之地。

一样的封路堵车，一样的尘土飞扬，被砍掉的树倒在路旁，施工依然如火如荼。婉蓉写道，两岸的山体已经看不到几棵植物，灰土色的山体都是道道伤痕，入夜，工地的大灯亮起，照亮了林立的机械臂和钢筋混凝土林，像极了末世电影中的场景。

传说中的绿孔雀栖息地真的存在吗？

一路颠簸，他们终于抵达最接近绿孔雀栖息地的村落。跟随村民和护林员，一行人来到河谷，设好隐蔽帐，奚志农和婉蓉一组，张炜去往下方另一处隐蔽记录点。天色渐晚，光线也暗了下来，奚志农觉得可能没希望了。突然，一只绿孔雀出现了。

17年后与绿孔雀重逢，奚志农来不及多想，只是凭借多年的拍摄经验，尽可能将画面记录下来。要抓取它不同的动态，也希望它不会被快门惊到，还得换不同的构图。但是，绿孔雀确实非常警觉。从出现到消失，奚志农记不清有多久，绿孔雀留给他的时间可能是一两分钟，甚至只有几十秒。虽是惊鸿一瞥，却足以证明，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之外，还有野生绿孔雀存在。而这片栖息地，还有8个月可能就要被淹没。

与此同时，奚志农还联系到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得知绿孔雀的消息，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很快将其作为“重大紧急事件”来处理，通过法律途径、媒体传播、志愿者行动、政策研究到环评研究，多方渠道解决。

当自然之友法律团队联系到顾伯健时，顾伯健知道，“绿孔雀可能有救了”。5月，自然之友法律团队赴新平县调研。尚在实习期的何艺妮第一次来到绿孔雀的栖息地，也见到了正在建设的水电站。调研所到之处，很多都是无路的山林，大家只能跟着顾伯健走。何艺妮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在对岸”。那里均是深山峡谷，顾伯健以前做植被调查，只能等到旱季的时候，拄着竹竿，冒险涉水到对岸。最后，通过收集材料和证据，他们发现水电项目环评从程序上到实体上都存在问题。

法律诉讼，一开始并不是自然之友的第一选择。在长江上游珍稀鱼类、海南中华白海豚等保护案例中，他们都是通过谈判、协商等方法来推进问题解决。然而，绿孔雀的保护非常特殊。大坝要么建，要么不建，中间没有可以妥协的余地。

矛盾已然不可调和，而施工还在一天天继续。拖一天，绿孔雀栖息地就多一分威胁和风险。7月，自然之友正式提起诉讼。8月14日，绿孔雀保护环境公益诉讼案在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轰动了。这是中国第一例获得立案的保护野生动物的预防性公益诉讼。戛洒江水电站在8月停工，它会不会卷土重来，这场诉讼尤为关键。

自然之友环保法律项目负责人葛枫说，要证明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栖息地存在重大风险，取证工作要涉及多个方面。绿孔雀的分布和栖息地状况如何？淹没区苏铁的分布及整体生态情况是怎样的？是否还有其他保护物种？仅凭法律团队、植物学专家、鸟类专家这些人，取证工作异常困难。

要想取证必须渡江。何艺妮说，小顾老师以前只是搭个竹架过去，他的调查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取证，那么我们拿到的证据也是有限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顺江而下，漂流取证。考虑到是汛期，以及石羊江个别湍急的危险路段，一定要专业的漂流团队。

漂流

“好，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去！”

奚志农一向不喝酒，听到这句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看他喝得爽快，冯春便答应7月去趟石羊江。

冯春，江湖人称“幺哥”，是国内漂流界的元老，曾参加著名的1986年长江漂流、1998年雅鲁藏布江漂流。2017年4月，冯春接到奚志农的微信，得知对方到了成都。第二天，提着一壶酒，他就去了奚志农下榻的宾馆。

闲叙几句，奚志农说起绿孔雀，接着聊到大学生绿色营活动，他想请幺哥7月带着大学生漂流石羊江。“如果要关注绿孔雀，必须从水里走。”因为这个理由，奚志农喝下这壶冯春带来的酒，也为之后的漂流取证埋下伏笔。

8月底，自然之友和野性中国在绿汁江进行漂流考察，冯春再次担任船长，多名科学家和律师参与科考。张伯驹有漂流经验，冯春让他单艇在前带路，结果借来的单艇不是硬艇，无法担起护航任务。冯春在微信上发起求助，一位朋友得知后，从丽江自驾500多公里，带着独木舟千里驰援。

何艺妮是第一次参加漂流。此时，何艺妮已经毕业，成了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的代理人之一。8月正是汛期，绿汁江虽是支流，却也有急流险滩。把脚紧紧卡在船上，双手只是机械地划桨。江中常有乱流，船被掀起又落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股大浪就砸到身上。越是这个时候，划桨越要快，这样才能奋力冲过去。大拇指内侧起了水疱，很快皮也磨破了，又是一个险滩，只能忍痛继续划。

太阳直直晒下来，水面折射着阳光，每个人都晒黑了。除了划桨，何艺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进行证据记录。每发现一株苏铁、一处绿孔雀粪便，她都要拿着手持GPS进行打点，然后在本上记下序号和证据的具体信息。

苏铁常常生长在峭壁上，为了打点，何艺妮要爬到陡坡上，有时甚至要一手拽着石头，一手尽量伸出去，贴近陡坡上的苏铁再打点。仅仅是记录这些信息，她就用掉两个本子。刘健是我国苏铁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在调研时发现，绿汁江分布有上千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是至今这一物种在国内发现群体数量最多的地区。而戛洒江水电站的环评报告中，仅提到6株元江苏铁。

12月下旬，在冯春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户外漂流高手云集石羊江，为漂流科考保驾护航。

这是一个因绿孔雀而集结的“漂流者联盟”。25人组成的团队中，有10个人是漂流界的顶级好手。他们有的曾是1986年长江漂流的一员，有的拿到过世界赛事的冠军，有的还是昔日的竞争对手，但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来到了到石羊江。

中国漂流界老将张继跃此次担任大艇的船长。在第三天的营地，他第一次听到了绿孔雀的叫声。他描绘道：“不像一般的鸟叫那么清脆，是一种很洪亮的声音，像是胸腔里发出来的，有一种共鸣。”夜里的山谷很安静，只能听到大家的低语。突然一声啼鸣从山谷传来，所有人都停下来，静听绿孔雀的声音。这边山谷传来一声鸣叫，另外一边又传来一声回应……江水回落，大大小小的石块裸露出来。漂流艇又一次搁浅，船上的人走下来，熟练地将装备卸下。6个人分站左右，抬起漂流艇，向着石滩走去。路并不好走。这边是大石块，需要抬高脚才能跨过去，另外一边可能是碎石密布的河沟，一组人步调一致才能保持平衡。

搁浅、抬船、下水、划桨，无论漂流高手、摄影师、律师还是科学家，都得遵循这套程序。就这样，四条大船、三艘独木舟、25个人漂完了48公里的河谷。

2018年4月，何艺妮第五次来到红河流域，回收之前放置的红外相机。石羊江上游的大湾电站突然开闸，巨大的水流从后边追来，而前方就是一块光板的巨石。

漂流时碰到这样的石头，撞到之后船体往往会回弹。然而这次水流汹涌，漂流艇被直接拍在石头上。船长张继跃抓住了石头，船上另一个人直接被冲下水，何艺妮在被甩出后抓住了船绳，“那一刻只知道抓着绳子，船长叫我放手也没听见。”

何艺妮借着救生衣的浮力，顺流漂了下去。好在，很快水面开始变浅，直到她能站起来。她见到了绿孔雀。夕阳西下，一群绿孔雀正从河边飞跑进山。唯有一只落在后边，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很快也跑进丛林，不见了。

开庭

2018年8月28日，奚志农、顾伯健等人作为证人出庭，但要在庭外回避。顾伯健有些焦虑：“我这么关心这件事，庭审又不能在现场！”庭内，冯春带了两位朋友旁听，66座的旁听席已经满了。法庭不允许记笔记，葛枫全程都在紧张地默记，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记下庭审过程，用于之后的复盘。

作为代理人之一，何艺妮是第一次正式上庭，她并不紧张，反而很淡定:“我知道每一个证据是怎么来的，是漂流专家带我们进去，一个一个打点，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庭审结束，她代理的第一个诉讼暂告段落。

与绿孔雀结缘快要两年，她印象最深的一幕，不是看到绿孔雀，也不是在石羊江意外落水，而是2017年12月的那次漂流。大家正在营地休息聊天，夜色中突然传来枪声。所有人站了起来，朝向同一个方向，对着那片山谷大喊：“是谁在开枪！”

那一刻，职业、年龄都不再重要。何艺妮说，大家不是紧张枪口会不会瞄准我们，而是紧张为什么枪声会出现。“它瞄准的是哪里？是绿孔雀？还是其他动物？就是那种揪心。”2018年12月，自然之友向法院补充提交了证据，继续等待案件结果的宣判。许多参与这场诉讼的人，至今还没有见过绿孔雀。

他们希冀在经济利益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去回溯那片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但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抉择：选10亿投资的大坝，还是绿孔雀最后一块完整栖息地。

原文为《户外探险》杂志2019年4月刊封面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