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了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污染排放之间已经开始了脱钩，如果能将这个趋势继续保持下去，未来长期的空气污染治理和空气质量改善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近日，第11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以下简称“BAQ大会”）举办期间，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理事长、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教授接受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专访时表示。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理事长、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教授接受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专访。摄影/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祁明远。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总体现状如何？大气污染治理改善为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哪些实质影响？张世秋：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3—2022年，我国重点城市PM2.5浓度累计下降57%，北京大学朱彤院士在BAQ大会期间也引用了一些机构的评估结论“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过了美国30年的大气污染治理道路”。这证明了空气污染需要治理，而且是可以被治理好的。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总体成效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正面影响：首先，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果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效益。有研究表明，因为空气质量改善，每一年能规避掉因空气污染带来的20万人过早死亡风险。第二，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和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不仅改善了空气质量，也推动了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中国通过结构性的调整，又反哺改善了空气污染问题以及其他环境问题。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构性调整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全球格局当中可以更有竞争力。第三，中国的能源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根本性改变。长期以来，全球都认为可再生能源是非常昂贵的选择，但是我国历时多年持续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使得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逐步提高，一方面得益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得益于规模经济。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个好消息，对全球同样也是一个好消息。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中国大气治理经验如何为其他亚洲国家所用？又有哪些借鉴意义？首先，科技支撑在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大气监测基础能力建设、大气污染溯源、形成机制及健康效应等多个科研和技术研发方面都有很多积极进展，使得中国可以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找准问题、解决问题。为此，北京大学和大会主办方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这次BAQ大会期间联合组织了科学治理经验分享的专题分会，希望对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有所启示。其次，严格的标准和有效的减排措施必不可少。比如在交通领域，这些年我国通过提高传统燃油机动车的排放控制标准以及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举措大幅减少了交通污染排放。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车在提高保有量的同时，价格也在下降。不仅如此，中国大气治理经验还给全社会一个启示：可以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让相对贫困人口通过公共财政的支持，也能使用更清洁的能源。这使得我们在迈向更好空气质量目标的同时，也关注社会相对贫困群体的生存和基本发展需要。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对照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1年更新的《全球空气质量指南》，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可以说路还很长。对照其新的指导值，您觉得我国大气治理有哪些新挑战？下一阶段空气质量提升的重点何在？张世秋：从学术研究的证据来看，中国应该尽早推动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以应对新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里提出的更为严格的指导值。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标准的修订作为一个管理手段，不仅会给社会释放一个信号，表明要往更好的空气质量方向走，而且会提供一个政策抓手，在设计多种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和解决多种复杂问题，包括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第二，BAQ大会期间多位中国代表都讲到，中国已经有超过6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已经不足以借助现行标准引领和推动大部分达标城市持续改善其空气质量以保护公众健康。需要修订和加严标准，为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提供持续动力。第三，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能更进一步规避健康风险、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并推动经济和产业结构更绿色更可持续的转型。空气质量标准的持续提升，不仅能规避过早死亡风险，还会因保护了公众健康从而节约公共医疗开支，据保守估计，相关健康效益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最后，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为持续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推动“双碳”战略的实施提供动力和激励。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现有的研究都表明，越早采用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越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