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五位嘉宾分享了自己参与社区保护的经验。分别以山水在四川省关坝村发展社区保护、三江源保护协会推行可持续草场保护、Ogiek People’s Development Program与肯尼亚Ogiek部族参与森林复育、The African Indigenous Women's Organization参与非洲南部地区土著居民和妇女的福祉保障工作、青年土著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案例展开。这些案例各有特色,但无不体现了工作团队与本地社区建立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性以及面临的挑战。
我们说社区保护时,不可只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其中的社区发展、居民的个体诉求,传统文化都是必须要考虑和理解的。
来自山水的冯杰老师分享了山水在关坝进行社区保护的案例。经过长期的探索,山水与本地社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趟出了“熊猫蜂蜜”、生态旅游的路子,使本地社区从保护中受益,一部分收益也可持续地投入到保护中,吸引了一些离乡的年轻人重返社区。
而来自喀麦隆的Adamu Adija分享的一个失败案例也了提醒我们,外部团队在与社区合作的过程中,不仅是要感同身受地理解社区,还要竭尽所能地让社区更好地理解外部团队。一次,她所在的项目团队要为本地原住社区的牲畜接种疫苗,进行动物防疫。但当地部落缺乏对现代医学的了解,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部落社区对疫苗十分抗拒,最终导致项目流产。
其实,相互间的理解不仅可以减少项目实施的阻碍,更是可以将本土的传统和文化作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三江源协会的东周老师讲述了藏民长期以来的“神山圣湖”的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尊重,以及传统的、有节制的游牧方式就是本地保护生态环境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来自菲律宾的Josefa Tauli和来自肯尼亚的Daniel Kobei长期跟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进程。他们也说到,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我们都不难发现原住居民和社区的重要性确实被更多地意识到,但在国际谈判和本国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切实地将原住居民和社区纳入决策程序和考量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