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水港渔村准备回程时，韩寒突然转身快步跑向码头，顺着她奔跑的方向望去，数艘渔船迎面驶来，场面颇为壮观。韩寒是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这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本土蓝色公益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前几日，正值台风“沙德尔”过境，韩寒介绍，为了躲避台风，渔民将渔船停放在前方的一个港口，此时海面恢复平静，渔民们将渔船开回。

东水港渔村位于海南省澄迈县，古为海南登陆港口，据记载，唐朝高僧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便是从东水港湾启航渡过琼州海峡前往。在当地村民泽哥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村口的妈祖庙，门口屯着一些沙堆，泽哥介绍，妈祖庙正在修缮，从侧门进入，有一面功德墙，密密麻麻刻着捐赠人的名字及金额。渔民在海里出生入死，笃信妈祖，数百年来，这份信仰融入当地渔民的日常，形成稳定的妈祖文化。

我们并没有走进村庄深处，目及之处，可见几栋齐齐整整的楼房，这一个古老的渔港，随着新的时代变迁不断沉浮，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韩寒称，许多渔民已经上岸，寻找新的生计。这背后连接的是渔业资源走向枯竭、渔民身份认同感逐渐丧失等更加沉重的原因。

“一战期间，人类暂时停止商业目的的鱼类捕捞，但到了1919年，人类发起了新一轮捕杀行动，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船队。增加捕捞导致更多的鱼被捕杀，但在数年内，随着鱼的数量被耗尽，捕鱼量也相对减少。”在《深蓝SOS:我们和海洋在一起》一书中，如此阐释。

“渔民群体，他们是问题的制造者之一，但也是渔业资源枯竭的承受者，认识他们，赋能他们，是我们解决人与海洋之间冲突的关键路径。”2019年，通过跨界合作，智渔开始着手策划“让渔回家”。第一次见到这个词时，我觉得温暖，但也疑惑。虽然出生在资江边，但我从未真正深入接触渔民群体，有时路过江边，看到渔船，也会想象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在海口骑楼老街，我们见到朝气蓬勃的智渔团队，一起观看《让渔回家》这部影片，片中多种渔村风貌变换流转，老人、女性、年轻人……不同身份的渔民一一出镜，呈现多元的视角。看见渔民，倾听他们的声音，以一种人文角度去“呈现渔业”，倡导文化多样性与包容，这是韩寒想做“让渔回家”的初衷。韩寒称，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多种学科间的对话机制，渔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解决渔业问题的时候，看得见的东西更为紧迫，先要有回应的方法。”

加入环保NGO之后，我也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与社会政策、人的社会行为、经济等有着密切联系。参与其中，先要厘清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并找出突破口，而这所需要的不仅是一颗善心，还需要一份善能。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从一堆大薸中，抓出一棵金银莲花的根系扔进水塘。大薸，是我们当天在五源河湿地生态塘清理的主要目标，这是一种长得很可爱的植物，小小的近似圆形的叶片簇在一起，如同一朵深绿色的小花。但它作为外来物种，以强大的繁殖能力，能迅速抢占本地物种的空间，从而对当地生态系统形成破坏。

经卢刚讲解一圈之后，我们对“敌军”大薸有了浅显的认识。套上长长的水裤，拿起渔网下水，开始捞大薸，看似繁多，但一捞就是一大网，极容易给人带来满足感。但对于长期在一线做生态保育的人员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只能靠人工清理吗？”我曾如此问卢刚，他回答，大部分时候如此，因此，我们在引起外来物种时要更加慎重，从整个生态系统去考虑。

另一外来物种是空心菜，对，就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空心菜，它们根系发达，连成一片，很容易造成河道淤塞。与捞大薸相比，拔空心菜是个力气活，扎根的部分尤其粗壮，往往需要我们几个人合力才能拔起。这一幕，后来在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拔另一外来红树物种拉关木时，时常上演。

“记住了吗？拉关木有三个特征，最顶端叶片与茎相连的部位是红色，叶片颜色更浅……”听刘毅讲完，穿着长筒足球袜的我们，踩进灰黑的淤泥里撒欢，刘毅是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理事长兼总干事，常年从事一线保护与调研工作。

一开始，我们小组误拔了两小棵本土红树植物，被刘毅发现，“种回去吧。”于是，我们用脚踩出一个坑，再用手扒开淤泥，将两株小苗种好。在一场劳动中，我们同时体会了种植与移除，对红树林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多了一点点的理解。

拔完拉关木的第二天，跟随刘毅，看到红树林保育联盟所做的鱼塘对比试验，“用5-10年的时间，看不同干预下的修复情况，我们更希望通过借助自然的力量来恢复红树林的生态。”我问起刘毅他思考环境问题的维度是什么？他说，先考虑生态系统，当然也会考虑背后涉及的居民生计，我也尝试去学着这般思考。

45分钟，102.5公斤，1856件垃圾。看似干净的海滩，经过我们十多个人短暂地、粗糙地捡拾，竟清理出这么多的垃圾，等我们几个小组依此拖回摊开时，更是触目惊心。我们总在谈论海洋垃圾有多可怕，也看到被塑料缠住的海豹、海龟照片，也看到刨开的鱼肚子里满满的塑料颗粒，但又总觉得那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直到亲身捡拾一次，方知垃圾离海洋如此之近。

捡拾开始前，遇到一名当地居民，看着我们捡垃圾，她说，涨潮的时候，新的垃圾又会漂上来，捡是捡不完的。我并不知如何回答她，只能说，能捡一点是一点。我曾参与自然之友河流净滩活动，同遇到这样“冷眼相看”的路人，如何打开更多公众参与的渠道，是环保NGO时常面临的困难。“拉上他们一起呀。”有一次在北京坝河段净滩时，一位志愿者如此说，而他也这么去尝试，一个个体影响另一个个体，看似缓慢，但时间累积，这份“真心实意”也会传递。

自然之友创办成立十周年时，创始会长梁从诫先生曾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康雪采访时回答，我并没有想过说10年或者再过10年自然之友变成一个什么全国赫赫有名的大组织，我更想的是自然之友是不是应该学会更踏实地去推进自己的环境项目，特别是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于我们这种环保组织去做的事情，就是环境教育。

前段时间，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总干事卢思骋卸任，接受《中外对话》采访，讲述他所观察到的中国民间环保领域二十年变迁。其中有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现在回头看，我当时年少无知，觉得自然之友当时做的工作，例如校园环境教育，太基础了。”此前，在我初到自然之友时，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后来结合具体的实践，方知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环境意识依然重要。

分类环节，一小组将捡拾的所有垃圾分门别类，摆得齐齐整整，塑料瓶、拖鞋、扫把、渔网……各式各样的海洋垃圾如同所玩的“扔圈圈套礼物”游戏，展示在我们面前，刘毅找了一块纸板，写上“一元十圈”。

我们所捡拾的只是漫长海岸线十分微小的一角，而我们所捡拾到的更是庞大海洋垃圾中十分微弱的一部分，但当真实地直面这份“污染”时，不禁会对自己平时的行为，做出反思，我是否过度消费？我是否随意扔弃？因为，扔掉的垃圾不代表“消失”，如果海洋变成“塑料汤”，微塑料在海洋生物体内不断富集，遭殃的还有人类自身。

“我们能够恢复海洋生命和栖息地，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在《假如海洋空荡荡-一部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中作者卡鲁姆·罗伯茨在结尾处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