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的取证工作是十分艰难的，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推进也比较慢，再加上被告不配合，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单方取证。我们来到了这个化工厂旁边，大家看到这儿写着禁止耕种、禁止放牧，这是2013年。当时2011年起诉的时候这儿全是水稻田。

我们取证结果显示这里的六价铬严重超标，大家知道重金属有富集作用，通过粮食、牲畜再到人体，重金属的含量逐步升高，越是食物链的顶端，受影响越大，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重要威胁。

我们带着专家去现场取证的时候，除了高昂的鉴定费这个拦路虎，还有就是自然的挑战，大家看这是专家坐在漂流艇上去江中心取底泥样和水样，来检测南盘江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当时我在岸边就特别担心他们翻船了掉进去怎么办。

朱莉娅·罗伯茨演过一部片子叫《永不妥协》，是根据美国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美国的一个小村庄受到六价铬的污染，村民都得了癌症。这个女律师为村民维权，艰难地取证，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们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到第八个年头，还没有结案，五年前我记得被告律师曾经跟我打电话说，你们撤诉吧，我当时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说，不可能。因为这个案子对环境法治的推动意义重大，对公众的健康威胁也还在，我们是不可能撤诉的。当时我们一个共同原告也说，铬渣堆都治理完了，咱们撤诉吧，我们也没有同意。这个案子到今年第八个年头，应该说这是我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个案子，如果不是因为一部法律的修改，我不敢想象我是否能坚持到现在。

这个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个法律是1979年制定开始试行，到1989年正式实施，一直到2012年几十年间没有修改。但在这几十年间我们国家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但是生态环境的代价是惨重的。

2012年到2014年，新环保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我们立法机关经过了四次审议，最后在2014年4月份通过。这个法律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里面更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可以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将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告上法庭，要他们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在这个法律的立法过程中是全程参与，四次审议每次我们都提交立法意见。当时环保组织还不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我们建议扩大原告的起诉资格，让依法登记的环保组织均可以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作为原告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这部法律最后规定，满足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部法律是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我们提起的新环保法第一案也在当日立案。

两年前，常州外国语学校有一群学生，他们的健康出现了问题，皮炎、呼吸道，还有血液指标异常。这些家长就找到了媒体，调查之后发现旁边的一块毒地是污染的来源。

这个毒地其实就是原来三个化工厂的厂址，自然之友是在媒体曝光之前就了解到这个事情，我们就在讨论是否介入。自然之友介入一个案子是有一个选案流程和选案标准的。我们的选案标准主要考虑几大方面：第一，看这个案子污染和破坏行为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第二，我们看它是否有起诉的必要性；第三我们要讨论一下诉讼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通过诉讼是否能达到；最后我们还要看风险和成本。

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的同事就认为，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我们起诉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很有可能败诉。但是我坚持认为，这类问题在我们国家太典型了，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太大了，所以我坚持要起诉。没有法律我们更要起诉，我们要通过个案推动立法。

我们讨论之后决定起诉，当时就形成了工作组。仅靠媒体的这些信息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查取证。我们和当地的环保志愿者方应君老师，他和他当地的环保组织绿色江南的小伙伴一起去到现场去调查。

我们在北京的同事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取证，这个方式叫信息公开。在环境保护法里面规定了我们每个人都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后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依据这样的法律规定去申请相关的信息。如果说不公开的话，咱们还可以提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我们当时是寄出了40份信息公开申请。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信息公开申请，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我很早到了办公室，就看到地上放了几大箱东西，当时我心里就一咯噔，因为上面写的是常州市环保局。

这个常州外国语事件当时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介入之后常州市的相关领导也光顾过我们的办公室，所以我特别担心这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后来打开之后才发现，真的让我感到很意外，厚厚的一摞一摞的全是我们申请的材料。有污染地块的调查报告、健康风险评估报告，还有修复方案，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

我们通过仔细研读就发现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显现出来了。三个化工企业在这长期生产，它搬迁之后将土地交给了当地政府。当地政府经过调查发现这里面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严重，为了进一步开发，他们就制订了修复方案开始修复。但修复的过程中修复公司又没有按照修复方案来修复，没有建密闭的大棚，从而使毒气散发出来，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我就想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地典型，就是企业污染，政府买单，公众健康受害。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已经停止了原来的修复计划，并且也停止了这个地块的商业开发。但是在这个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毒还在，这三个化工企业最大的一个污染企业是生产农药的，当我看到那些一摞一摞的检测报告的时候，我们认为，在这个事件里，调查清楚污染事实，界定清楚责任承担是十分必要的。

当时我们就提起两个诉讼，一个诉讼是追修复公司的，因为修复公司没有建密闭的大棚，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二次污染。第二个诉讼是告三个化工企业，要求三个化工企业要来承担修复这个土地的责任。

但是就是在去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收到了一份败诉的判决，我们不仅被全部驳回了所有的诉讼请求，而且还要承担189万的诉讼费。

189万对于我们一个依靠公众捐款来做公益事业的环保组织来说，简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打击非常大。整个春节都没有过好，假期没有结束我就开始回来准备上诉的事情。当时其实很多人也给我们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包括网上留言，要给我们捐款，支持我们，但都被我们一一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审的判决还没有生效，我们是一定要上诉的。

但是其实我心里也掂量了一下，因为上诉我们的风险会翻倍，如果说二审再败诉，那我们不是承担一个189万的诉讼费，而是两个189万。但是我们必须上诉，如果不上诉，这个问题就被掩埋下去了，大家以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可以继续往前走了。但是它就像一个炸弹埋在那，对公众健康随时可能构成威胁。现在这个案子正在二审中。

在这个案子败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没有相关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规定，相关的一些规定只是散见于一些文件政策中，而且规定得十分模糊笼统。所以我们要接着做的一件事就是推动立法，要参与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中。

在环保部的支持下我们做了专项的研究，而且提交了全面的立法意见，在这个法律的推动中我们核心推动的就是污染者担责，污染责任人要承担修复的责任。最后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是，2018年8月31日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里面明确把污染者担责作为基本原则写进去，而且还写上污染责任人负有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相关的所有费用都由污染责任人来承担。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公益诉讼的个案。在这40个个案里，我们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个案来解决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立法。近几年来我们参与了30多部法律的制订和修改，这30多部法律里面我们都提了我们的立法建议。

因为立法和修法的时候都会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将我们的意见提上去的。当然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专项的立法研究，比如说像《土壤污染防治法》这样的，就是我们进行专项的研究专门提交给立法者的。

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句诗，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刚才讲了几十个公益诉讼的案子，几十部法律，做了这么多事情，其实仅凭自然之友一己之力是无法做到的。我觉得我特别地幸运，因为我有许多的同路人，所以说我还会坚定地走下去，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因为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谢谢。